| 2010年，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理论经济学新的热点问题，探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路径、分析收入差距带来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对“国进民退”引发的新现象进行了学术争鸣。 关于收入差距拉大形成的原因和引发的问题 对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的状况，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另一个原因是增长的缺陷。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有学者认为，人们都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可是如果我们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冲突，极少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享受上的差别，而不是钱多钱少的差别。
有学者认为，分析收入分配公平与否，首先要把公平与平等区分开来。我国当前分配不公的成因在于产品市场不完善、要素市场不健全、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二次分配负福利效应、政府职能错位。
有学者认为，究竟如何看待当前的“贫富差距”问题，从深层次理论上来讲，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持续显著扩大，如果不从根本上理顺个人收入分配关系，扭转或遏制个人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势头，则必然会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与第三步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构成巨大威胁。
有学者认为，有以下几种理论已经误导了我们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及时治理。一是认为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可以提高效率;二是认为完善市场就能消除收入分配不公;三是认为经济增长最终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四是认为劳动工资决定于市场供求关系。上述这些非常流行的观点仔细从理论上推敲，认真从实践中求证，总体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它们不能作为认识和解决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的理性工具。
有学者认为，当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主要是由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彻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管制制度及调节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必须将促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作为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与改革的基本原则，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收入分配的管制制度和调节制度。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讨论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学界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主要有：一是它同追求经济的短期高速增长是有矛盾的。二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难启动。三是政策调整阻力重重。因此，要真正着力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不能继续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就不能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速。应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适当调整，以免经济过快扩张和出现中位通货膨胀，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
有学者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用改革精神予以正确处理，并澄清一些流行的悖论，应正确处理四个关系：一是速度和质量的关系，以质量带动GDP增长;二是推进生产力强进弱退与优化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全面推进生产方式的优化;三是扩大内需与分配公平的关系，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四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加快城市化的关系，必须善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有学者认为，总需求结构失衡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反映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则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的非均衡、不可持续与低效率。这些问题存在并积累的体制原因主要有：分配机制不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政府职能转型滞后、现行财税体制不尽合理。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着力深化体制改革，大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有学者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立足国内，还要在全球发展战略上树立新思维。当务之急是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的基础上，适当控制对外资、外贸、外技、外源和外汇的依存度，积极提升引进对国际资本、技术、资源能源、贸易市场和外汇储备的综合利用效益。
有学者认为，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难转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技术、劳动力素质、资本、管理等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二是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主要发展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三是市场机制、企业制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缺陷的主要约束;四是受追求数量扩张和高速度、忽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传统发展观念的影响。
也有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单纯依靠技术进步，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而是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优势，从全局上加强国家经济政策对经济主体的影响，推动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讨论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一些地方的部分私营企业由于受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等原因，被合并重组，引起了社会热议。“国进民退论”成为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些学者尖锐批评和谴责“国进民退”。认为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资源太多，这使得2009年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有学者认为，“国进民退”与改革背道而驰，背离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市场化方向，甚至出现了倒退。“国进民退”只是一个方面，其他如行政指令干预市场运行，政府对经济的影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增强。这种趋势既不正常，也不健康。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关键都不在于进和退。市场经济就是有进有退、有生有死，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问题是有没有垄断、是不是有竞争、是不是有歧视。国有的是社会主义的，非国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现在还存在。不能对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偏好，也不能对非公有制经济歧视。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批评“国进民退”持否定态度，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反驳。有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其在概念上是模糊的，在总体上是不存在的，在个案上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局部的国有企业扩张现象，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泛泛而论。评判国有企业“进退”的利弊和正当性，关键要看其向何处进、何处退，为何进、为何退，如何进、如何退。“国进”并不意味着“民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应是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关系。
有学者对“国进民退”之说提出质疑，认为“国进民退”之说难以成立。其实，“国退民进”也好，“国进民退”也好，都是战略性和总体性的提法或口号，都是不科学的。把“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宣扬为我国改革的方向，是不正确的。忽视和否定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忽视和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有学者认为，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并不存在，所有制改革会继续朝着既定目标前进。部分学者和媒体对这一虚构命题热炒的背后，存在着三种倾向性态度：用“国企低垄断”论来否定国企;用“球员裁判兼任”论来否定宏观调控;用“好坏市场经济”论来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观点都不符合实情。也有学者认为，一些学者指责的所谓“国进民退”从总体来看，实际是一个伪命题。一些学者以反垄断、反权贵资本主义、反贫富悬殊为借口反对国有企业是没有道理的。
也有学者认为，不管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我国的国企改革都应客观地以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和生产力提高为标准，而不是一概而论地赶时髦去改制。没有必要担心民营经济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会变质;也没有必要担心国有经济多了会使经济倒退。
(卫兴华 侯为民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来源：.北京日报) | 
